春秋时，子产当上了郑国的宰相。该先生有理想，他认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、什么是错的，他决心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生活。这样的先生如果不得志，也许就成了孔子，后人对他指出的方向心怀向往；但子产不幸得了志，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头一件事，就是对付邓析。

  此前郑国颁布法令，照例要写在牌子上，挂在城门口，这叫“悬书”。假设国王有一天忽然认为走路先迈左脚是不对的，应该禁止，那么好，他只需要写一句：行路左足先者，笞五十！然后挂出去。第二天，全国的老百姓抬脚之前就会捂着屁股反复思量。

  这样来很好，令行禁止，可谓大治。但是偏偏出了一个邓析，此人有研究法律的爱好，而且生就一张铁嘴，如此的尖牙利齿必然是个人来疯，你看他，站在人群里，手指告示，摇头晃脑地评点：左足先者笞五十，那么只好右足先，可是右足落了地之后怎么办？不是还是左足先？照此说来，岂不是人人落地穿鞋就得被打屁股？

  你看，本来一清二楚的事，让他一搅和，大家全糊涂了，郑国的百姓都不会走路了。怎么办？子产着手解决这个问题，他的办法是取消“悬书”，以后法令不再公示，官府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比如你在街上忽然被捉了去打了五十板子。

  这确实也是个好办法，极大地提高执法效率，同时增强百姓对法律的敬畏。但是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连挨几顿五十板子的倒霉蛋们屁股朝天被抬回家，哭爹叫娘之余想来想去，压抑不住对神秘的法律的求知热情，总得知道屁股因何而开绽吧，怎么办呢？找邓析去。于是邓析家门口挤满了要求普法的百姓。如果邓析是个聪明人，他就会在他的铁嘴上挂一把铁锁，把钥匙扔到井里去，可是他的人来疯是必然要犯的，他口沫横飞如雨，告诉人家前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，后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，根据你的情况，前后五十板子都于法无据。

  义务咨询倒也罢了，邓先生还公然收取报酬包打官司，这就俨然是后世的律师了。春秋时货币经济不发达，所以邓律师的收费标准是：大案成衣一套，小案只收上衣或者裤子一件。结果生效兴隆，客户蜂拥，我估计邓析他太太还得开一间店铺，把家里成堆的衣裳换成小米或者猪羊，至于换回那么多小米猪羊怎么办我就猜不出了。

  但与此同时，郑国的民风变得不淳朴了，过去拉人进来打板子大家都是一声不吭，低眉顺眼像个太监，可现在呢，板子还清楚！然后就扯着嗓子大叫孩儿他妈，快借两件新衣裳找邓先生去！

    于是，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：“郑国大乱，民口喧哗”，问题不解决不行了。子产相国断然决定：杀邓析而戮之，把他杀了而且陈尸示众。

效果当然很好，再没有敢跟板子叫板，郑国从此大治。子产虽然没当成孔子，但是就连孔子都对他的成就赞叹不已，认为是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实行王道的典范。

  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完全不同意孔子的意见，我认为子产我们就把忘了算了，但是我们应该纪念邓析，这个最早的律师，这个招人烦的铁嘴，这个把法律带给民众并为此牺牲的人。（敬宓摘自《南方周末》2005年9月22日）